君怀千岁忧
按:这是我3月份参加一个中学生作文创新大赛时写的文章,已被淘汰出局。现载于此,以期有所留照。
我一直对中华民族充满了惊叹,惊叹于这个庞大的团体何以能繁衍至今。或许,这就是《古诗十九首》里说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了吧。既然白乐天说过“文章合为时而著”,那么不论是否有能力或资质,我也都不惮于在此班门弄斧,把我的一些“千岁忧”写下来了。
明
如果非要用一个字来概括中国人,古往今来的成王败寇乃至一介草民都要囊括其中,恐怕没有哪个字比“明”字更合适了。这个“明”字,可以指“精明”,可以指“明白通达”,唯独不能指“光明”(否则就有概括偏的嫌疑)。《诗经·大雅·烝民》里说过:“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我觉得,这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之所在,也正是中华民族之劣根性之所在。皇宫搬了又搬,皇宫里的人换了又换,唯独皇宫里的指令不变:“治大国若烹小鲜”——民无知则国强盛。伟大的统治者们的策略应该是:对那些庶民,“安贫乐道”一次足以安抚;而对那些饱读诗书的士大夫们,“安贫乐道”这样虚弱的词根本不足以蒙蔽他们精明的目光,于是,统治者决定利诱一部分,威逼一部分,剩下的努力消灭掉——不成功的话就自己被他们消灭掉。倘若是后者,那么新的“天道”就会上台,去继续建设那个“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统治者天堂。如果哪一天这个天堂建成了,不能说是靠统治者们的丰功伟绩,而应说是靠着全中华民族尤其是那些屈于威逼利诱的士大夫们的不懈努力,我们成功创造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人间天堂。这不靠别的,靠的正是那些源远流长的已经渗透进民族精神的句子,即所谓修齐治平,即所谓明哲保身。然而倘若让我来评论一下这个“人间天堂”,我倒觉得正常人宁愿去下地狱——至少那里还有人,真正能叫“人”的人。胡适先生早就说过,只有人人都有人格,国才有国格。否则,人就只能被李敖戳着脊梁骨骂:“大陆哪有什么文人嘛!”
因此我觉得,我们民族精神里的那个“明”,要多一些真正的“明哲”才好。这真正的“明哲”,不应该只是“保身”这么简单吧。庸碌一生,逆来顺受,假托清高,看似万全之策,但是,无情何以生斯世?无为何以生斯世?对于我,我更愿意用下面这首小诗来解释我心目中的“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
明以识天下,哲以救乾坤。
海内既清明,复何忧其身?
万
虽然中国人看似过得十分窝囊,但是,总是有不少词句能让我眼前一新,这些东西的豪壮气息总是在我毫无防备时扑面而来,让我惊愕半晌,久久不能平静。 在这些最有气势的词句中,“万”字似乎是万应妙药,随便几个字再加上一个“万”字,就有了气贯长虹的感觉。比如有一些成语:碧空万里,灯火万家,万水千山,万人空巷,扶摇万里,万劫不复,包罗万象,傲睨万物,万古长存……再有一些诗句,比如“三万里河东入海”,又比如“万缕千丝终不改”,极言广而盛;比如“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又比如“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突显壮而烈。像这样的句子浩若繁星,不胜枚举。不过仅就上面这些句子,已足以让“万”字成为中国人性格里另一面的概括,那是豪壮,是激情,是与“明”字的感觉或多或少有些相对的。故而,我们中国人,一面是刘阿斗,一面却又是岳武穆。
这难道不奇怪吗?能产生“与尔同销万古愁”这样的句子的民族,骨子里能少得了几分悲壮吗?一个骨子里就渗透着血性的民族,怎么可能玩几千年“安贫乐道”的游戏?
如果用“明”或“万”字都有点以偏概全的话,那么概括有所有中国人组成的中华民族,就只能用这个“和”了。
中国人自古就讲“和”。这个“和”说的不仅仅是“天人和合”,更多的应该是“人人和合”和“自身和合”。如果说“天人和合”讲的是自然之道,“人人和合”讲的是“处世之道”,那么我用“和”字概括中华民族,取的就是它的第三层意思——“自身和合”,即修身之道。
自从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大洗礼,后世人修身,最先考虑的就是“入世还是出世”的问题。可以想象,曾经有多少人为那句“国治而天下平”而激动,又有多少人为那句“嗟乎嗟乎,画地而趋”而心寒。人们无论选哪个,都会压制住自己心中对另一种生活的无限渴望。于是,聪明的中国人发明了一种最适合中国人的方式:隐于市井或达于山野。这是一种折中的方式,一种正负相抵的方式,一种“和”的方式。
而且,不仅仅是在出世入世的问题上,在其他所有问题上,中国人都以其敏锐的眼光发现了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中国人看到了正反之间的矛盾,所以选择了折中的方法。这反映到我们的典籍上,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也是“知其黑,守其白;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荣,守其辱”,当然也都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是调和的方法,这是最精明的方法,最万全的方法,当然也是最没挑战的激情的方法,最容易让人固步自封的方法。因此,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失掉了创新,民族精神的创新。我们成熟得太早,所以衰老得也同样的早。
新
清人李文照说:“夫天地之化,日新而不敝”,那么,我们的民族精神,是不是也要“日新”,才能“不敝”呢?倘若正是如此,应该向哪里创新呢?
对这个问题,我想,其他民族的经验是很值得参考的。由于东方民族大都或多或少地带了一点中华民族的影子,所以我倒更愿意探讨一下西方民族,其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德意志人。
德意志民族,一向以他们的严谨而著称。他们盛产高斯、马克思和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巨匠。对于不了解德意志的人来说,那里简直就是理性科学的天堂——可是,这样的民族,为什么同样盛产海涅、尼采和贝多芬这样的艺术狂人呢?我想,德意志的一句民谚,或许可以说明这个问题。那句话是这样说的:“Eile mit Weile”,汉译为“忙中须闲”,不过我觉得它的英译更贴近愿意:“Slower is faster”,慢就是快,缓亦是急。记得当初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时大吃了一惊,心中思忖半晌,得出结论:这不就是我们的“齐物论”吗?不过,后来我发现,那句话和齐物论不太一样,但是跟那个“和”字却出奇地像。于是我猜测,德意志民族既有俾斯麦又有巴赫的原因,和中华民族既有刘彻又有朱熹的原因一样,都是民族思想里带了一个“和”字。
可是相比中国人而言,德国人显然没有被这个“和”字太多地拖累(否则德国何以像今天这样强盛?)。我认为究其根本,二者的差别在于人对正反有了明确的认识后,对正还是反的选择这一问题上。中国人喜欢选择折中,既不去冒险,也不会失利。德国人则更喜欢选择一条路走到底,无论正或是反,总能做出点事,只是有做成的是希特勒还是辛德勒的差别而已。这种勇于选择的精神,溯其根源,或可于另一句德国民谚中寻得:“Einmal ist keinmal”,一次就是一次也没有。正是因为生命只有一次,不可重复,所以谁也不知道自己选择的结果是所有结果中最差的还是最好的。既然不知道,德国人决定选一条路走到底,中国人则决定去逃避选择来获得安宁。
为什么同是受“和”的思想统治的两个民族对同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法会有如此的差别呢?看看德国人自己在上面那句话后面加的句子吧,他们会说:“Einmal ist keinmal,aber keinmal ist einmal zuviel”,一次虽是一次也没有,但是两次同样也相当于一次。既然重复没有意义,那么逃避就毫无必要。而我们中国人,似乎却总认为他们做的那些事,是“思其智之所不及,忧其力之所不能”,完完全全是自找苦吃。这两个民族的异同,于此或可见一斑。
我不是说德意志人的经验我们一定要搬来用,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在几百年前,德国的土地上住的还都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子民,德意志还是几百个分裂的国家,那里的人还都过着安贫乐道的日子,直到有了马丁·路德,德意志民族才获得了一次精神解放。我想说的是,中华民族也需要创新,那种透人肺腑的民族精神的创新。我们需要那种“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代表”,而且不止一个。“天地之化日新”,那是古老的《易经》都在讲的道理,结于未济,才能重新开始于乾,新才能生。
遗憾的是,限于我的能力,我很难清楚地描述创新的方向,甚至解释不清楚为什么一定要创新。但是我相信,几千万年的道理不可能恰恰在今天过时。
至此,我才终于体会到了这“千岁忧”的分量,我只试着做了这么一点,就已经为我前面百出的漏洞而深感不安了。所以,请允许我用丰子恺先生的一句诗结尾,勉强算作是我对前文未及之处的补充吧:
“尝喜小中能见大,还须弦外有余音。”
原作于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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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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