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人,你不说真话会死啊?
翟明磊
昨天晚上，就是谭作人被判五年的晚上，我失眠了。失眠对于我是很少见的事，《民间》被查封，我是在与夫人吃中饭时得知的，得知后仍从容吃完饭，饭量未减。碰到一些事，晚上也睡得不错，虽谈不上每遇大事有静气，自想也能与东坡先生一样，关在冤狱，呼噜打得一样很舒坦。
那天我失眠了，那天晚上上海雷电交加，每次闪电，照亮了我心中的一些念头，于是信手写下来，供师友官长一笑。
中国是个什么国度？我们说是正在崛起的大国。
楼倒倒事件后，日本报刊评论中国真是一个神奇的童话般的国家。
我想称之为谎言的国度。最近有一些流行语，有人仿“你不恋爱会死啊？”“你不卡拉OK会死啊？”创造了一句“你不说真话会死啊？”未想一语风行，正当时也。
友人互相劝诫：“你不说真话会死啊？”也就是沙叶新老先生的名文标题《国事管它娘》的意思。
在推上，刘晓波的爱人刘霞，说“我可以上庭旁听，就要见到我们家傻瓜了。”
谭家的傻瓜就是谭作人君了罢。他说出彭州石化的真话，说出汶川校舍倒塌的真话，有幸要做国家的五年大宅男。
作人啊作人，你不说真话会死啊？
我和谭作人互为陌生人，甚至对他的事都了解不多。但我对他的一句话至今感恩。
要从一个梦说起，在汶川地震前一年，我梦见巨崖下有一个玻璃罩罩着的城市，突然地大震，巨崖落下砸毁了城市，然后沿着山脉一路震下来，山石纷纷塌垮，山腰路上的人一个个坠下深崖，如同橡皮擦去的一个个字屑，我亦在山腰之路上，眼见塌峰排山而来，必死无疑，我见到空中出现了透明的字：“人间四月芳菲尽，踏着碎红归去。”一瞬间，我看到了死亡，死亡是透明的一张纸，死前的世界与死后的世界仅仅隔着一张透明的纸，我心安宁，也是一瞬间，塌垮在我面前停止。大地静止。我苏醒了。
我实在是有点“迷信”的人，我觉得这是预示，在未来的一个事件中我会有致命的危险，我亦从小是个怕死的小孩。接着汶川地震发生了，我感到害怕，所以我只是在上海参与新驼峰行动的救助工作并未上余震不断的灾区第一线。紧接着谭作人因为说出校舍倒塌真相被抓，在做了心理上的努力之后，我终于决定去灾区采访汶川地震预测的真相。到成都的那天，我见到《财经》记者，他亦惊魂未定，数天前，艾未未的两位志愿者男女两位朋友被警方抓捕，又被放出，然后他们向《财经》记者请求住一晚上，《财经》记者前往与他们碰头，正当三人刚见面，警察涌出。三人同时被抓，原来是钓鱼……他告诉我已是释放之后，我当然有些紧张，但该做的我仍然做了，在不少朋友掩护，甚至我迷信是死亡的幽灵的助力下，我有惊无险，初步完成采访。
事实惊人，我又想起那个梦，我是不是应当公开这些真相，公开国家地震局与四川省地震局官僚作风下致使汶川地震预测全盘皆输的真相？原来龙门山曾经发出地震预报会商卡！原来曾有省地震局老预报队长发出过紫坪埔库区将有七级以上大地震的警告！原来大震前有二百多次前震！……
想到那个梦，我就有点害怕，会不会成为谭作人？我有想过退却。
在广州，我见到艾晓明，我问她谭作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沉疑了片刻，说：“你想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拍的纪录片有他的样子，放一段你就知道了。”
纪录片中，有他和艾晓明拿着电筒，在深夜偷偷翻过铁丝网，走进被封锁的倒塌校舍，在一片废墟中剪回象钢丝一样粗细的钢筋！正义的调查做得象贼一般，你说是不是神奇的国度。
谭作人一脸忧伤，对着镜头说：“做中国人难，做一个真实的中国人更难。俗话说，事不过三，他们已经抓了**，**，下一个就是我了。也好，如果中国人还是这样，还是这样，我想我和朋友三到五年不见面也好。”
事后想来，虽然判五年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但似乎在谭的预料中。
我听了谭作人的这句话，默默离开了艾晓明和她家，继续上北京采访地震预测，直到完整在壹报上发表我所知的所有经科学确认的汶川地震预测真相。（总题：《他们预测了汶川地震》之一至十）
我要感恩的是谭作人先生的这句话，他让我明白我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我可以做一个真实的中国人。
不说真话会死吗？一个普通人不说真话当然不会死，在这样一个神奇的童话般的国度，你可能活得更好，这也有无数的先例。何况我们已经神奇到了政府发言人说：“中国没有异议人士。”
但知识分子不说真话，死的是老百姓。五十年代末，因为反右，知识分子沉寂了。卫星上天了，假话连篇了。接着中国在一个正常的年头饿死三千多万人，超过中国历朝历代有史纪载饿死人的总和（两千多万人）。
知识分子的心不是一个而是千万个，知识分子的心不是今天的心，他必需装有古今未来的人们的心，这样的知识分子有多累，难怪谭作人一脸重负的样子，我们的力量太弱，周围的谎言太多，多到掩埋了我们的口鼻，总要有一二个透气孔吧，谭作人就是这样的透气孔。
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公元前548年，齐国权臣崔杼杀死齐庄公，齐国太史便据实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将太史杀死。太史弟弟继承兄职，依样直书，崔杼又把他弟弟杀死。但太史第二个弟弟还是一样，崔杼再把他杀死，一连杀了史官兄弟三人。哪知轮到太史第三个弟弟，依然不怕死而照实直书，崔杼无可奈何，屈服在正义之下，不再干涉。齐国还有一家史官南史氏，听到消息唯恐历史失传，手持简笔前往记录。行至中途闻知太史三弟得存，历史记录未改，逐欣然而返。
左传原文：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这三位史官是意气之争吗？不是，中国人虽然传统的宗教感并不强烈，但中国人有自己的独特宗教，慎终追远的史观传统，单少杰教授说中国人的宗教在历史中。中国人有祖先崇拜也有历史崇拜，所以历朝历代皇帝最不敢小视的是史官，这是关系到他对祖先与子孙交待的问题，为什么史官敢于纪录，为什么司马迁敢于写汉武这个割了他生殖器的皇上的劣迹。因为有这一份共同尊重，他们面临的是共同的历史审判，如同基督教的末日审判。皇上什么都敢，就是不敢命令史官在史书上写假话。尊崇如唐太宗，他也是不能在生前看到史官写的当代史的，这是规矩。
1929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先生在读完中国历史后说：“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中国历史上没有烧杀抢掠乱臣贼子，中国历史上比皆是，如同恶梦，但是中国历史有基于人性的历史判断，正是有这样一个与世界文明相同的判断，我们史书才会忠实纪录种种乱象种种不仁义之举，在历史中构筑了一个由美德构成的黄金世界。这也是思想家殷海光在最后著作《中国文化的展望》中推崇中国古人道德的原因，他大声呼吁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的中国人仍要追寻传统的道德力量。
然而在当代，史无前例的事发生了，就是自称唯物的一群人敢于篡改历史，将一场人祸改成自然灾害，将大屠杀说成镇压暴徒，将诱奸美国兵的沈崇说成被害的女大学生，敢于重新将坦克拉出北京城门外，上演一场解放北京的戏剧，派群众演员在坦克车上写“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敢于将牺牲了二百多位将军的奋战抗日主战场的国民党政府军队——真正的民族英雄们说成是不抵抗部队。敢于将老百姓追杀的“富人也抢穷人也抢”的红军，演义成老百姓情义绵绵的“三送红军”。也因此敢将质量不过关的豆腐渣校舍倒塌说成地震烈度太大，不顾倒塌校舍边完整树立的旧房……。如果真有老天爷，老天爷也要说一句：我是发火震了，但校舍大面积倒塌关我鸟事。
壹报虽小，也要做个民间史官，我要记下谭作人，一个说真话的人被判刑，我也要记下这场耻辱的审判。艾未未说五千个死去孩子的冤魂在呼唤谭作人。
我还要写道，在中国，确有谎言与谎言的奴才，但也有这样的中国人，他们不说真话比死还难受。我体会过其中的滋味。
谭作人用自己的调查写下了历史的一笔：五千多孩子死于汶川地震中的校舍突然倒塌，校舍大面积倒塌的重要原因是豆腐渣建筑质量问题。一百年后审判他的人会死去，这句话却不会在史书中抹去。
我相信中国会进步，这种判断基于一条最简单的道理。这个政权不再会为信念杀人，他已失去了自己的理想与道德根基，他可能为利益杀人。但是有一群中国人他们愿意为自己信念去坐牢，而你又杀不死他们，这样的中国人会越来越多。这样我们民族的信念与道德会重回自己的大地，中国因此而进步。
有人说我们的政权是邪恶的。这要看我们对邪恶的理解。我并不同意简单地将一些破坏言论自由的审判判断为全政权的邪恶。这是粗暴的判断。一方面这其中有可能是有地方利益做鬼，谭作人因彭州真话，校舍真话得罪四川当局被冠以政治罪名。也因为这个政权已不同于极左时代的专制期，他们并没有邪恶的信念了。他们没有了主义，他们的邪恶虽遍及全身与行动，只是一种惯性运动。
好吧，让我告诉你邪恶是什么？很简单，邪恶是失去分寸。
王阳明说：世上本无善恶两个东西，善恶是同体的，善过了些些便是恶。多透彻。
罪恶之路由真正的善意铺成。共产主义理想要解放全人类，标榜平等，却因为限制人们的言论、结社自由、破坏人们的产权、毁灭人们的历史文化传统，失去应有分寸，成为历史的狂妄，成为罪恶集大成者。
同样道理，现在的管理者打着关心下一代，净化社会文明环境的善意，到处打黄，甚至限制人们发黄色短信，这种侵害人们言论自由权力的管理（发黄色笑话是每个成年人的言论自由，虽然不雅，但是趣味问题，趣味不属公共管理范畴），便是失去分寸，迟早成为罪恶或者是笑话。
同样，近三十年来，由于政策稳定，中国人的勤劳，中国富裕强大起来了，这是好事，但这种富裕没有分寸，便成了物质的狂欢，成为贪得无厌。我有一位朋友去了趟非洲，回来竟抬不起头，深深为中国感到耻辱，原来非洲五六百年的古森林，砍伐的是中国人。甚至在飞机上，她还亲眼看到一位中国人凑耳对非洲人说，要砍森林，要屯积红木，会发财的。在世界各地不顾环境兴建水库的是中国人，在世界各地收买官员办小商品市场的是中国人。别人怎么会不讨厌中国人呢。
习太子说：中国不输出革命。我太同意这句话了，中国不输出革命，中国输出的是贪婪。
如果说邪恶是失去分寸，那么这种邪恶已侵入每个中国人可能的心灵肌体。一位从日本回来的规划师为中山县孙中山故居三座风水山做了保护性规划，市府官员也同意了。二年后，他发现，规划不仅没有实现，左边山头还被炸盖了鞋厂，这位在日本呆久了的规划师简直要抓狂了。现在竟还有想炸山头就炸山头的国家。
这一切源于唯物，大部分人不知道唯物是错误的。中国人的灵性因此脱离了国度， 我们变成灵肉无法统一的“畜牲性”民族，所以我们炸山，砍森林，污染河流，在卫星上看下去中国成了光秃秃的世界之斑了。唯物使我们失去做事的分寸，成为邪恶的根基。
因为言论自由判人家十一年、五年就是失去分寸的表现。谁都讨厌别人说自己坏话，但你最多上去扇一巴掌，没有一个正常人疯狂到把人家嘴巴给缝上吧，没有人疯狂到把别人关在小黑屋里吧。
一位香港20岁的女孩在中联办怒吼：“二十一世纪了，竟然有人为发表文章判刑十一年！这是一个杀人的政权！”
她起码喊出了我在上海市政府门口不敢喊的话。这是文明人的愤怒。
我的朋友潘惠莲毅然在中联办面前剃发抗议,在网上看到平时弱小的她如此绝决让人慨感不已。丑恶的审判引来的是正义人士同情。
邪恶产生于失去分寸，而失去分寸是在于我们心中失去秩序感，忘了人在自然中应有的位置，忘记我们在历史中的地位，所以举止失措，内心无有应有的恐惧，最终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个宣称要抛弃自己文化传统的国家（净空法师语），成为一个神奇的祸害性国度。
我们也忘了我们的中庸传统就是一门分寸的学问。可以说孔子是反共的，这也是海外新儒家如钱穆，唐君毅等一直倡导文化反攻大陆的根基。所以当局者将孔子拉成自己人，塑造成古装焦裕禄。真是冲昏头脑，也说明自家已请不出圣人了。只好重新化妆孔子了。但孔子岂能容你随便化装，这个为了自己信念处处碰壁的人是孔家门的傻瓜，和刘家，谭家的傻瓜是一个德性。孔子要将传统的礼注入人性平等的仁的观点，企图在礼乐崩坏的春秋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道德观。自然很不走运。不走运是他不想成为任统治者摆布的聪明的糊涂蛋而想做一个真正的傻瓜。虽没有荣幸成为某君黑牢中的大宅男，也快成为饿一顿饱一顿的波西米亚人了。
韩寒对《孔子》评论不到位，所以我多说几句。
你越读论语，大学，中庸，你越会成为谭作人，刘晓波，而不是余秋雨。
我对这个国家充满信心，但不是余秋雨式的信心。
中国必将走向民主。
当反高铁的香港年青人在FACEBOOK中写道：“当民主自由在其他国家已成为金科玉律，贵为国际大都会的香港，人民沦落到还在讨论是否应该实行民主。正如（香港作家）钟祖康所说，我们只是在讨论“食饭好还是食粪好”？不是国际大笑话，还会是什么呢？”
钟祖康的说法有些断然，但我是赞同的。为什么呢？
你不能将罪恶简单地归于政权，邪恶也在我们心中。我在上新闻课时讲到新闻与言论自由的源流，问学生的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你和别人吵过架吗？吵得很凶的那种。你是不是想用情绪、威力说服别人，压倒别人？其实民主的道理很简单。在每一个人心中，都有独裁与民主的苗头。每一个人都不想被别人强迫，每一个人又想在合作中能主导别人，让别人同意自己的意见，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就象人心中有自利与利它的因素共同存在。
于是自利与利它的因素使人们发现市场经济是唯一平等的交换方式。不愿意被别人控制、又想影响别人的矛盾因素使人们发现民主是唯一说服别人完成公共决策的方式。特别是现代化国家，没有贵族，国王，每个人人格与尊严平等，民主成为唯一的公共事务的解决方式。
为什么说中国必将走向民主，因为这不仅是老百姓需要，也是共产党的需要。共产党的利益集团要正常化解决自身利益分配问题，特别是接班人问题他也只有一个协商方式——民主，否则就是无规则的混乱抢夺。
只有民主让人们行为得体，互相商量与妥协使人们不会狂妄，两个民主国家之间很少有战争，民主使人们行为有分寸，最终消灭邪恶。
连一个小小的淘宝网都会用民主评介体系改善购买质量，连一个业主委员会都只能用民主来完成治理，我不相信我们的政府会不懂这个道理？
中国现在是一个什么政权，用现代政治理论来说是一个模仿民主制的僭主政权。（吴稼祥先生的描述）世上有三种政府，君权神授的王权政权，民授的民主政权，权力来源不正常非规则化的僭主政权，没有一个僭主政权能长久，他只能是过渡性的。要么变成王权政治，要么变成民主政治。在现代社会。神授的王权政治有权威的稳定性，但神授已失去了公众信仰。中国退回王权政治不可能，只能走向民主政治。
中国现在是个怪物，有了民主制的许多外在模样，也有议会，人大代表，三权分立，而实际上都是模仿的不实用的。其实质仍是内幕政治的僭主政治。
无论是从共产党，中国人，国家的利益来看，中国的出路只有走向民主。
只是在一个邪恶的惯性运动中，有多少人能自觉地负起责任，延续百年来的中国人的努力使中国走出历史峡谷？
我们现在的社会形式早不是社会主义，孙大午先生说得好，我们的社会主义是：“社会就这样，主意（义）自己拿。”曹锦清先生说：“现在哪有一个共产党。只有中央党，地方党，省党，区党，市党，厂党，小组党。”在这样一个涣散的利益分割的局面中。并没有谁占据多大的道德资源优势与正统，这时平等的交换与妥协的民主机制成为规则的可能性很大。就象北洋军阀时期，因为利益与势力的分割，段祺瑞政府时的议会反而是最民主的机构。
中国能产出民主的温馨儿吗？在于每一个中国人能否去除邪恶，就是有分寸地行动。前一段冯正虎成田事件中，人们往往注意到冯正虎抗争的细节。却没有注意到，他在回国前一一向帮助他的人上门致谢的周到。他向日本议员致谢，也向中国大使馆官员致谢。这不仅是表明自己是一个懂礼貌的文明中国人，冯正虎也在用感恩行动来消融本不应有的敌意。这份谢意让我看到冯是一个有分寸感的中国人，是一个能克服仇恨的中国人。
中国的文明在哪里，中国的文明已经在冯正虎的心里。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那份细腻，这个国家不会是现在这样的。
我们又何尝不是有邪恶的本质呢，我也曾经与合作者激烈争吵过，也想让别人听从自己，我们想用威严的方式让小孩服从于已。在每一个单位，我们比其它民族更容易拉帮结派，互相攻击，我们曾用不道德的方式积累了第一桶金……我们与政权是镜子的两面，政权影响了我们，我们也用胆怯，懦弱，害怕影响了他。在这样的本质上，我们产生了这样的政权。做了审判谭作人的坏事。
反对独裁的人有两种：一种就是独裁者，一山难容二虎，他反对的是别人的独裁要建立自己的，这是以毒攻毒性的反独裁，毛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另一种则是反任何独裁，包括自身的。这样的人多起来，才会有希望。
被人称为“影帝”的温家宝何尝不痛苦呢，他对言论自由的论述多么到位，但政府何尝落实过。一位老先生告诉我温家宝是不错的，一位当年长江洪灾中跟随温家宝十几天的记者亲眼看到温全身心，泥水满身的救助工作，这是装不出来的。他的言论是真实的，只是需要付出实现他的诺言的勇气。涛哥又何尝不是，这位理科生，也许困在他的公程式里寻找无解的答案，他起码看到和谐的可能。他们又何尝不是历史的被束缚者。
但我们不会把希望押宝于胡温，无论他们愿不愿意领受历史给他们的民主转型的责任，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领受。
谭作人，刘晓波审判后，我们仍将自由地批评政府，直到它习惯反对的声音。我们仍将理智地勇敢地批评政府，就象古人黄宗羲言：“莫放河汾身价倒，太平有策莫轻题。”(《送万季野北行诗》)促使政府整体反思的严厉批评文章仍是独立公共知识分子的重点。
我们批评它，会让他明白，这样一个古老的孕妇产生民主的温馨儿是痛苦的，已经流产多次，生产的痛苦使她大叫，甚至去咬每一只伸过去帮助她的手，她咬了胡佳，咬了刘晓波，咬了谭作人，还会咬更多的人。
但我们不是敌人。
我们要扛起闸门，放中国的孩子在阳光中，我们要消除对手的恐惧，害怕，我们要用自己的勇敢感染那些黑暗中的人们，也要用宁静与平和感动审判的人。
这是我在那个闪电雷鸣的晚上想到的。
最后说点轻松的，近日在学日本小笠原煎茶道，友人在译道书，其中有一首茶人千利休引用的著名俳句。
友人直译为：
“山里人只是在等待花朵，雪中的草在春天才能看见。”
茶文化专家滕军译为：
“莫等春风来，
莫待春花开，
雪中有春草，
携君山里找。”
我则用自己拙劣的平仄不分的诗艺译为：
“寂寞山人待花开，
苦闷冬日盼春来。
未知雪中生细草，
枯风万岭换春心。”
这也是我对这个国度的新年祝福。
2010年构思于2月10日，完稿于2月11日，写于春节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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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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